货币金融史霸权博弈，彰显着正在崛起国家的憧憬，没落国家的无奈

人类波澜壮阔的经济金融史既是各国自身经济金融发展史，也是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既是发达国家博弈的历史，也是列强掠夺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

发达国家依赖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更有通过自身金融革命提升的整体实力，以及控制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货币秩序，这体现为经济规模、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实力的垄断优势。

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尚在，欧洲债务危机接踵而至。金融和经济形势的动荡再次激发了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就是在发达国家既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艰难求生的历史。

1、美元霸权

在当今的全球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和被玩弄于股掌间的玩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发展中国家除了受到武力掠夺外，也受制于既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制于殖民地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货币主权的侵略，受制于殖民地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集团的掠夺，还受制于国际货币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货币金融史是与世界经济中的基本结构——发达与不发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平衡关系紧密相连。受制于这一结构，一部货币金融史充满着发达国家的春风得意和不发达国家的苦涩挣扎。受制于这一结构内在矛盾的运动，一部货币金融史也彰显着正在崛起国家的憧憬和没落国家的无奈。

核心在于以前的英镑霸权和后来的美元霸权。但是，国际货币秩序的改变绝非一时之功。

早年对贵金属的追逐，成就了西班牙的强盛，导致了欧洲的价格革命。随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催生了“海上马车夫”，现代银行制度在荷兰萌生。

而建立在海外殖民地基础上的“日不落帝国”，则出现了金融革命，这即是包括记账货币和货币制度安排的货币革命，也是包括国家信用确立和运行的财政革命。同时还是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以及投资组织形式的经济制度革命。

英国的金融革命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货币制度安排的蓝本。欧洲各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引领着金融货币史的变迁，不断刷新金融版图，是领跑者和整合者，霸权博弈成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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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获得长期国际竞争的优势并非偶然，霸权的更迭，多仰仗于自身的国际货币战略。曾经落后国家的崛起，也取决于自身恰当的国际货币战略选择。

在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发达国家最终围绕着美元形成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体。欧元、英镑、日元、瑞郎、加元和澳元等都是美国的追随者，而美国以美元霸权为基础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呼风唤雨，造成了一次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

美元是当前唯一的世界货币，美国的美元霸权与其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三位一体地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最大化美国的利益。当然，美元霸权背后有着美国军事实力、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文化的支撑。理解美元霸权，既要了解美元霸权的获得与维护，也要明白美国如何利用美元霸权。

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总额为64416.5亿，占全球外储比例为59.79%；以欧元计价，但却换算成美元来衡量的外储金额为21179.4亿美元，占比19.66%，排第二名。

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在60%以上；在全球场外外汇市场总交易量中，美元占比也常在80%－90%(总额为200%)。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中，美国占比23.7%，居全球第一位，中国上升到第三位。在全球组合投资资产全球占比中，美国占比15.9%，居全球第一位；在全球组合投资负债全球占比中，美国占比19.6%，居全球第一位;在国际投资的资产全球占比中，美国占比19.5%，居全球第一位；在国际投资的负债全球占比中，美国占比14.4%，居全球第一位。

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是一个建立在南北差距上的经济体系并充分体现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上。

发达不发达仍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其中发达国家既确定了这一秩序的安排，又主导着这一秩序的运行。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运作，乃至组成人员大多出自于发达国家，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深化南北差距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惯例。

于是，霸权博弈和夹缝中求生存就成为世界货币金融史的真实写照，它凸现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各自处境以及相应的战略选择。

2、欧洲悲剧

曾经，欧盟让人心怀极高的期盼。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欧元区国家的表现，让人们对之的期盼一落千丈。在很大程度上，欧元悲剧，其实是欧洲悲剧的一个缩影，是欧洲大一统梦想幻灭的悲剧。

欧元，既不是欧洲联盟的起点，也不是欧洲联盟的终点，它仅仅是欧元区促进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种工具。欧元被视为以跨国统一货币促进经济贸易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大范围、长时期繁荣且有效促进和平的楷模。

欧元的诞生虽然在欧洲联盟中是比较晚起的事件，但确实是一个撬动欧洲联盟从观念走向现实的重要杠杆：承前，它将欧洲朦胧的联盟机制清晰化了；启后，它把“欧罗巴合众国”的蓝图展现给世人。因此，欧元确实是审视欧洲当代走向的一个标尺，是欧洲提供给现代世界以跨国秩序的一个先行先试范本。

开创民族国家时代的欧洲，以欧元机制的建立，再一次确立起跨国合作或超国家建制的典范——欧元的诞生，正是作为跨国建制的欧盟的一个象征而浮现出来的。

被称之为“黑暗中的三次跃进”，是欧元区的意识形态、泛欧主义的价值、集体盲思，为欧洲战后秩序整合提供了方案，方案的指向是欧洲的大联合。“稳定”是联盟不曾变动的宗旨所在。

一是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倡议的煤钢联盟，德国总统阿登纳为了在战后重回欧洲怀抱，接受了这一倡议。随之成立让·莫内领导，法、德、意、比、卢、荷六国参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

二是1957年的《罗马条约》，催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贸易联合体的建构，促进了欧洲的自信，迎来了十年的“欧洲春天”。

三是1969年，法国倡导欧洲货币联盟，以期制衡德国并与之平起平坐。

但主导欧洲大陆的法、德两大国家，却自始就很难同心同德、一致行动去推动梦想实现。喜好统制经济的法国以其战后更高的政治地位，扼制了偏好市场经济的德国诉求，因此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主导者。加之德国的战争阴影挥之不去，法国很好地利用这一点驾驭德法关系，进而驾驭欧洲联盟建构的进程与取向。

在这种既推进欧盟，又谋求国家利益的微妙磨合中，欧洲货币联盟从倡导到实施，终成欧洲联盟机制应声落地的象征。

1982年至1998年德国“统一总理”科尔，是一个志在“让欧洲统一”的领导人，他不但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推动了欧洲单一货币进程，而且对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抱有极高的热情。在科尔为了德国统一展开的内政外交博弈中，他认定，“德国统一和建立欧罗巴合众国就是明天的现实”。

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签订，在法国认定自己的财政赤字不会超过3%的前提条件下，为签约国确定了财政赤字上限。这个数字后来成为欧元区财政紧缩的紧箍咒。

欧洲建立“不完整货币联盟”：如果一个国家遭遇到生死攸关的情况，它不会马上得到救助，而必须首先致力于自救与复原。

欧洲央行糟糕的货币政策，使其常常“把活动扳手扔进经济机器中”。不仅没有让欧洲经济如美国那样焕然一新，而且经常误判风险、误用政策，一味寻求稳定的做法导致欧洲经济的明显僵化。

欧元区任何国家一旦遭遇金融/经济危机，它也只会守持稳定意识形态，而难以对之进行有效救助。至于欧元区各个国家视为公共政策工具的银行，由于政府总是偏好授信于与自己关系良好的企业，很容易将资金引向衰退的产业。欧元区银行太多，常常在国内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弱化了银行的经济功能；一些银行太大，出现危机而让政府难以拯救。

如爱尔兰呈现一波景气的时候，人们便误将其不健全的银行机制视为“超级模范”。撇开了欧盟各国的民众，由德法两国政治领袖与欧洲机构精英推动的联盟，催生了“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的割裂”。科尔执意将“最腐败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意大利强拉入伙。

施罗德继承科尔遗产，不仅接受了欧元平静落地的事实，而且自觉强调欧洲的政治觉醒，吁求欧洲的政治联盟，不过他的实际行动甚少。

像企图寻找“外部驻锚”的意大利、希腊，其实指望的就是获得来自外部的稳定机制、增长动力，而对内部日益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任由腐败与停滞共存。面对超国家组织欧盟的扩展，像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或强或弱的抗拒，似乎对大局没有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击碎了欧元联盟的神话。危机实际上始自德国工业银行在美国股市上的投机。最初，美国监管者不以为意，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就认定，次贷危机不会对整个经济构成威胁。

但美国一旦发现次贷危机对经济构成巨大冲击，便迅速地采取了救助措施，不断降低利率，大力刺激经济。相反，欧洲央行却迟迟没有动手，丧失了“以及时的一针来节省九针”的宝贵契机。在这一波危机中，美联储的悲观与欧洲央行的乐观，形成了鲜明对照。

但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结果，却窒息了经济生机。尤其是逆势提高利率，更是阻遏了经济复苏。

希腊的倒下，不仅显示欧洲央行稳定经济的功能丧失了，也表明了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引擎的德国的自利取向，对欧洲联盟三心二意所具有的危害。危机中的欧洲不断泛起欧盟内部的排斥性声浪，只愿成熟国家加入欧洲一体化的吁求不绝于耳。

接踵而至的是爱尔兰自救，葡萄牙、西班牙的渴望救援，使欧元区的深深裂痕难以弥合。

欧洲领导人认准必须少做事以求自保，各个国家则八仙过海，受援国的挣扎令人侧目；欧洲央行在利率微降之后急忙退缩，再次陷入“通胀上升有方案，通胀下降无措施”的窘迫。

国家人与欧洲人渐行渐远，以至于欧盟事实上已经分裂为相斥性的几块：德国是中心，法国仅为装点，芬荷势成德盟，余皆可有可无。尤其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长期经济政治失范、暮气沉沉，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无望，高学历人群纷纷移民，像英国那样脱欧似乎是早晚的事。而西班牙大致也陷入了同样的处境。

今日的欧洲联盟，事实上已经分裂为很难有效整合的南北两个集团：北方国家如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成为金融安全度高、经济表现良好、给青年人以希望的地区；南方国家如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则是一些金融安全度较低、经济表现不振、青年人无望的地区。欧洲大一统的梦想，事实上已经幻灭了。

没有政治联盟，就“不可能建立必要的财政保护措施，货币联盟会非常脆弱，无法维持”。事实证明，纯粹的经济，尤其是货币联盟，在遭遇危机的时候，绝不能催生成员国之间的有效合作；而在平常情况下，它又难以发挥提高生产率、促进贸易、推动繁荣的功能。

这正是欧洲货币联盟无法像美国财政制度统一下，对需要财政支持的州发挥转移支付功能的缘故。而欧洲不完整的货币联盟之下潜伏的国家私利算计，就更是瓦解这一联盟功能机制的一大因素。

3、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上曾饱受侵略、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制衡美元霸权，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如何面对美元霸权，如何破解美元霸权对中国长远发展的制约呢?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地位的上升，中国未来的货币战略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步成为关键货币。

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因为这样才能限制以美元为核心的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利益同盟，才能限制国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才能限制对非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投机和掠夺，才能尽可能避免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爆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的货币战略选择推进了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GDP规模、对外贸易规模和国际资本实力的上升，中国具有了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中国需要树立全球经营观，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尤其要进一步推动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

全球化是一种大趋势，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化的支配力量，要解决全球化中的失衡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需要另一种关键货币以制衡美元。

中国的国际责任不在于货币升值，而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关键货币，这是中国内外部条件逐步成熟的主动选择，这对世界和中国同样重要。

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均衡而不是取代美元，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也并非对美国的取代，中国不会成为霸权国家。

目前中东有部分石油就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另外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的大宗交易商也开设了4万个人民币原油交易账户。

中国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要成为有效制衡美国的力量，应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促进全球大规模生产与财富分配不均和有效需求不足之均衡，制衡发达国家依靠信用创造的过度消费，制约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对全球商品价格和物价的冲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了可能性。中国如能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当有助于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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